为什么有人指责金庸对历史学基本不懂

 行业动态     |      2019-11-14 23:36

金庸是最著名的武侠小说作家,享誉海内外,有三亿读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但是晚年的金庸最在乎不是他的武侠小说,而是自己的学术地位。金庸说,“学问不够,是我一生的一大缺陷”,在晚年的时候想有所作为和突破。

1999年,金庸就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2000年,金庸被评上了浙大博士生导师的资格,2001年开始招收历史系古代史专业的隋唐史、中西交通史方向的博士生。

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董健在接受《金陵晚报》记者采访时称:“那一次,金庸来南京,我作为南大文学院院长,全程参与了接待工作。在和他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一再强调,他是历史学家,而非小说家!后来给南大学生作报告的时候,我们本来想请他讲讲武侠小说,可是他一再坚持要讲历史政治方面的内容,后来,我们做了让步,他给学生们作了题为《南京的历史政治》的讲演。

那天,金庸的讲演让在场所有人大失所望,可以说是十分失败。演讲中百出的历史政治方面的错误引起了学生们不停哄笑,场面很是尴尬。当时,一位历史系的教授对我讲,以‘历史学家’金庸先生的水平,别说是院长了,在南大历史系当个副教授都不够。”

历史系退休教授何忠礼称,金庸博士生导师资格历史系没有通过,是上级领导决定的:“金庸对历史学基本不懂,让他带博士完全是误导学生。”

金庸招收的三个博士生对金庸也不满意,金庸虽然是导师,但极少过问学生们的学业,除了带他们参加过“华山论剑”、“南湖论剑”这样的活动外,师生双方一个学期只见一次面,每次聊上几个钟头,而正规的授课则从来没有过。

金庸太忙了,社会活动多,商业气氛浓,学术品味差,功利性太强了。《金庸传》作者傅国涌说,“金庸的一个问题是,他太希望以历史学者的身份被人们记住,其实就凭他的14部小说,他已经足够不朽了,何必还孜孜不倦地四处奔走追求声名。”

董健(南京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金庸辞职,我的第一反应是“他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整件事本身就是“一场错位”,金庸是一个非常好的武侠小说家,但自从到浙江大学至今,没有写出什么学术研究论文,或在核心刊物上发表过什么文章。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葛剑雄说,据我所知,中国史学界没有人认为金庸是一位历史学家。

北大教授陈平原认为,“对于中国历史的独立思考,乃金庸小说成功的一大关键”,但是,“对金庸的史学修养,不应估价太高”。

小说家是小说家,历史学家是历史学家,你写的小说再好,也不一定是历史学家。金庸自认为在小说上已经功德圆满了,很想在历史学上更进一步,人们喜欢听他讲武侠,他偏偏给你讲历史,在北大一次的演讲被认为是一般一般,反响不大。金庸的历史学水平,在学术界是不被认可的。

导演张纪中认为,金庸选择去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就是憋着一口气,要回击那些曾经嘲笑金庸学问功底不够的批评者们。

2005年6月22日,83岁的金庸注册成为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的学生。最终,金庸花了五年时间,在剑桥大学分别拿到了历史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

金庸拿了剑桥大学的博士还不满足,然后又开始到北大攻读博士,可惜年事已高,身体趋弱,导致他未能按计划完成学业,无法拿到博士文凭。应该给北大一个赞,没有滥发文凭。

金庸是很高傲的,对外界的批评并不服气,2005年他对记者说,“南京大学有个院长批评我,金庸不是科班出身,不是研究历史的。但北大有教授就认为,历史学家和历史工作者是不同的。历史学家要目光很远,需要一个大的历史观,而不是考证哪一点。“

记者问及他是否希望自己的研究得到内地史学界的认可,他回答:“能承认当然好。但有时候一旦妨碍到个人的利益,他觉得你想得太聪明了,他想不到不肯承认,就情愿打倒你,来贬低你。”

金庸不是历史学家,但是说金庸对历史学基本不懂,肯定是过于刻薄了。余英时认为“对金庸深厚的文史造诣更为欣赏”。金克木说金庸的史学佛学见解,“论水平未必是‘超一流’…然而以史学佛学入小说,在武侠中讲‘破相”,那就超人等了”。张五常说:“我平生遇到过的学问高人无数,查先生是其中一个。”

金庸决心写一部《中国通史》,来证明自己的学术能力和历史观。金庸表示,半个多世纪以来,已经有过好几部《中国通史》,其中周谷城、范文澜和翦伯赞写的中国通史,写得都非常好,给了他许多启发。

金庸写《中国通史》理由有三条:已有的中国通史古文太多,青少年学生难以卒读;已有的中国通史往往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半个多世纪来的中国通史几乎全都是以阶级斗争为主线。金庸表示,他要反其道而行之,改变一下写作手法,用白话文,用小说体写历史,使青少年学生更容易阅读;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来陈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以民族融合史观诠释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

金庸是史学著作就是《袁崇焕评传》,在学术界看来,不过是本普及性著作而已。金庸的《袁崇焕评传》有个致命的缺点就是吹捧清朝太过,过度贬损明朝。

金庸说:“整体说来,清朝比明朝好得多。从清太祖算起的清朝十二个君主,他们的总平均分数和明朝十六个皇帝相比,我以为在数学上简直不能比,因为前者的是相当高的正数,后者是相当高的负数。”明朝不如清朝败仗打得多,合约签得多,土地割得多。

金庸吹捧努尔哈赤为“自成吉思汗以来,四百多年中全世界从未出现过的军事天才”,可是这个军事天才最后死在谁手里啊,牛皮吹得太大了。

金庸还自信满满,“满洲战士后来打败了俄罗斯帝国的骑兵,打败了尼泊尔的啹喀兵,打败了蒙古兵,打败了朝鲜兵,打败了越南兵,间接打败荷兰兵,在十七世纪、十八世纪的两百年中,无敌于天下。”康熙签订的《尼布楚条约》送给俄罗斯多少土地,还说什么“无敌于天下”。

金庸的个人感情色彩太浓,缺乏历史学者的客观公正。写历史不是写小说,可以随意发挥的。金庸距离一个历史学家还是有距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