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辉:新冠疫情推动以创新方式提高社会韧性

 行业动态     |      2020-05-02 11:45

通过回顾疫情的过程,我们认为传染病发生时,社会的痛点往往并不是财务和资金的需求、财务风险的转移,最大的保障痛点是医疗资源的弹性。

当前,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的趋势依然严峻,深处其中,我们面临很多挑战,当然也有新的机会。在进入正题之前,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在疫情中三个亲身经历。

第一是海内外互助,我们跟瑞士再保险其他国家,尤其是与欧洲同事们在疫情期间鼎力互助。2月初中国疫情严重的时候,瑞士再保险集团及瑞再基金会捐赠了20万美元为武汉雷神山医院提供紧缺的医疗物资和设备;总部给瑞再北京员工寄了1万个口罩。当前,欧洲包括瑞士疫情发展迅速,我们又开始帮助总部同事们抗击疫情。最近印度疫情爆发,我们也在支援印度的同事。疫情之下,各国的守望互助还是让人感到非常温暖。

第二,在疫情期间,我们跟直保客户肩并肩为消费者做了几件实事儿。一是湖北车险的延期,因为疫情中大家基本无法开车,所以监管部门倡导全行业给车险客户延期两个月,这意味着整个保险行业为社会和消费者减负了。我们做过估计,这个减负大概在50亿人民币左右。另外一个是我们从再保险的角度支援了直保客户参与到地方政府主导的复工复产的保险项目中。

第三,一月底国内疫情爆发后,瑞再总部当时就预测全球疫情会带来经济和金融方面较大的冲击,因此瑞再做了偿付能力的压力测试,并投入很多资金来保证资产的稳定性。

从国际保险行业来看,我们对于流行病风险的认知极为不足。衡量我们是否对风险有较好认知的标准之一就是对它的规律是否能够量化,是否有模型对过去发生的规律有较好的描述。而对于流行病来讲,我们还远没到这样的水平。我们可以把流行病风险分成三个风险池,即新冠这样的流行病可以有三个风险池来描述它的规律:

一个风险池是死亡。我们对流行病的巨灾模型比较成熟。从2003年SARS之后,国际同行都建立了流行病的巨灾模型,但仅限于第一个风险池,就是对于死亡规律的把握。瑞再巨灾流行病模型的主要结论是,如果全球发生200年一遇的大规模的流行病,对目前我们承保的寿险人群来讲,千人死亡率会提高1-1.5,具体到各个国家水平有所不同。中国冲击幅度会更大一些,如果中国发生了200年一遇的大的流行病,寿险所承保的人群,千人死亡率会提高1.82。这也意味着在正常没有流行病的情况下,整体的人口死亡率大概是7‰左右,如果提高1.82,意味着死亡率会提高将近1/3,流行病对于死亡带来很大影响。这个风险池的建模各家都已紧锣密鼓开展,但对于任何一个新流行病的死亡率的判断仍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第二个风险池是医疗费用,但目前还几乎没有人做。如果说健康险、医疗险覆盖率较高的国家,在医疗保险中,医疗费用的保险可以涵盖流行病的医疗费,所以没有单独建模。大家也了解到,美国健康险的覆盖率没有那么高,对于那些没有医疗保险的人来讲,现在面临着保障缺口的问题。但对于绝大部分保险市场的医疗费用,这部分跟医疗保险相互重叠,导致没有人去关注流行病带来的额外医疗费用。在中国,跟新冠相关的医疗费用由国家负责,因此目前第二个风险池没有人去研究。

第三个风险池是经济损失——包括营业中断和利润损失,由于这部分较难把握和捕捉,因而这部分经济的影响还触及较少。对于业内人士来说,我们希望在这部分给经济、社会和政府做一些贡献,但现在我们对这部分的风险认知非常有限。原因如下:第一从建模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把面临的灾害分成两个类别,一个类别是自然灾害,如地震、台风,我们可以研究地震带、台风的路径、很多的数据点以及过去的发生规律,因此我们有成熟透明的巨灾模型。另外一个类别是让我们束手无策的一些风险,如恐怖袭击,和严重的金融危机,我们都知道这类风险带来的冲击巨大,损失巨大,但由于它们主要由人为因素导致,所以很难量化。也就是说,恐怖袭击、金融危机的分析,需要我们分析人为因素,对人的行为去建模,这是非常困难的。

流行病既不像地震、台风有清晰的规律,也不像恐怖袭击和金融危机这样无迹可寻,流行病建模处于这两个极端的中间,类似于大型网络攻击、网络风险的建模:一方面它有一些规律可寻及数据的积累,能够帮助我们在如死亡率方面有规律地进行分析,但同时对于经济损失这部分又受人为因素影响,如说防控措施的采用、防控措施的有效性及政府力度等,这就导致很多人为因素无法被模型捕捉。举个极端的例子,比如美国目前许多居家隔离的人走上街头去抗议,这样的因素很难反映到我们的模型当中来。所以从建模的角度,对第三个风险池,也就是经济损失这个部分难以把握。

另外一个维度是保险行业一般把风险分成两类,一类是可以通过保险机制转移的风险,另一类是无法通过风险分散、风险转移来处理的系统性风险。目前国际保险行业有一个共识:如果发生了世界卫生组织定义的“全球大流行病”,它所带来的经济损失应是一种系统性风险。这种系统性风险用量化大致有一个标准,即全球财险行业净资产或者资本金大概1万亿美金,如果一个事件、一个灾害把财险行业的资本金占用1/3的话,这个灾害超出了国际财险行业的承受能力,就不能够通过保险方式来进行转移。按这个计算,如果一次事件或一个冲击超过了3000亿美金的数量级,就已远超国际财险行业的承受能力。

类似的测算也可以在国内来做,国内财险行业的资本金净资产大概在5000亿人民币左右,我们国内财险行业的偿付能力还是非常充足的,按照偿付能力的标准,比如说我们的偿付能力现在平均大概在200左右,如果一次事件的冲击把净资产或者资本占用一半,行业基本上还能承受,但占用再多,行业就无法承受不。按照这个逻辑,一次事件或者一个冲击如果超出了2500亿人民币,可能整个国内的财险行业基本上就没有办法正常的通过保险的机制来参与了。如果发生了像新冠甚至比新冠还严重的全球大流行病,所带来的BI(营业中断险)、活动取消、雇主责任,工资损失等各方面的经济损失会远超这两个数字。从这个角度来说,全球传染病更像一种系统性风险,很难通过正常的保险机制来进行转移。

通过回顾疫情的过程,我们认为传染病发生时,社会的痛点往往并不是财务和资金的需求、财务风险的转移,最大的保障痛点是医疗资源的弹性。大规模传染病发生后,能不能迅速高效地调集医疗资源,包括医护人员、病房数量、防护设备、药物和医疗设备,比如像呼吸机这类设备,平时不能存有大量冗余,但一旦发生了传染病,需要马上调动这些平常不用的医疗资源,解决救助问题,降低死亡率,控制疫情。我们与国外同行交流,大家普遍认为钱不是第一位需求。保险行业也要认识到这个问题。让我印象很深的是,瑞士再保险的一位独立董事曾询问,瑞再能否在医疗资源的汇聚和分配上发挥一些作用?因为当时很多地方在口罩、呼吸机等物资和设备上的矛盾都非常突出。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的企业,在这种时候如何参与其中?现在很多国外政府在跟包括保险行业在内的很多行业讨论,未来如何能够增加医疗资源的弹性。这是跟医疗费用、经济损失可以相提并论甚至更急迫的风险痛点,也是一个需要解决的保障。

从国际保险行业来讲,对于流行病会更加谨慎。这有两个原因,第一在目前这个阶段国际保险行业主要的公司,现在的主题只有一个——就是生存。接下来大家会面临长时间的低利率环境,这对各家公司财务的稳健性、资本的充足性都会带来巨大冲击。整个经济下行对需求所带来的影响使得整个保险行业会进入到真正长期的“寒冬”状态。所以我们现在还远没有到考虑如何推出新产品、接受新风险、增长新业务的时候。国际保险行业在短期到中期都会陷入到这样一个思维状态。

另外,我们看到很多监管机构和政府部门现在正在考虑采用行政或立法手段,要求保险行业和保险公司改变目前的保险合同,承担原来不曾承担的跟流行病有关的风险。国际保险行业不太倾向于采用这样的方式来回溯性地解决问题。大家都觉得未来可以讨论这一问题,但对于已经在执行的合同,大家认为还是要按照合同来执行,这样对保险行业的公信力才能得以保证。从未来长远来看,保险行业和政府一起讨论保险覆盖范围和责任范围以及产品设计是完全有可能的。

第一,建议整个行业针对未来疫情保障考虑的同时,也关注整个疫情对社会保险意识的激发,这其实可以覆盖到超出疫情之外的保障。

举个例子,对推动自然灾害类的巨灾保险,我们做了多年的努力,相信疫情冲击后,无论从地方政府还是从公众来讲,大家的保险意识应该有很大提高。做巨灾保险的难度要比流行病疫情的保险简单很多,我强烈建议行业包括监管部门的领导能够综合考虑,包括对社会的保险教育、保险理念的引入等,特别是对于不同政府机构保险的推动,可以通过先简后繁的方式把巨灾保险往前推进,这也有助于解决未来更复杂的流行病保险的问题。如果想直接一步到位地解决流行病保障还面临很多障碍。我们非常希望能够借着社会保险意识的大幅度提高,借着这个东风先把巨灾保险推动起来,从而整个社会的韧性也可以得以提高,这对于防范流行病本身也是一种帮助。

大家可能最近都看到一个段子:是什么因素推动行业数字化转型?有选项是公司CEO、公司IT主管,还有选项是新冠疫情。其实大家都看到新冠疫情促使更多消费者转移到线上、使销售人员和运营流程转移到线上,这个机会是非常值得捕捉的。线上卖得最好的是健康险产品,我们可以借助这一契机大力推动业务的线上化,提高医疗保险、健康保险的覆盖面,解决个人和家庭的韧性,通过巨灾险解决个人和家庭的保障问题,之后再集中攻克流行病带来的经济损失。如果说所有的业务都想推进,承保能力确实是捉襟见肘。

第一,美国在考虑由政府主导建立一个再保池,支持直保公司去承担一些因流行病所导致的营业中断、利润损失、中小企业员工工资损失以及企业雇主责任带来的赔偿等风险。我们认为这不失为一个很好的方向,因为由政府直接建立一个保险池来进行操作比较困难,需要面临很多保险业务的处理,效率不高。如果建一个再保池,可以解决直保行业的后顾之忧,让直保行业有很好的承保能力的支持,从而接受一些跟流行病相关的保险责任。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第二个跟大家分享的新进展是目前有政府在考虑在商业健康保险的保费中提取一小部分比例建立基金,以解决刚才提到的社会医疗资源弹性的问题,也就是说,将健康保险的部分保费留存起来,在流行病发生的时候,能够集中解决比如防护设备、医疗资源等问题,甚至可以用于医疗人员的培训,还有流行病发生后,增加的医疗人员工资等问题,通过健康保险资金的积累,拿出一小部分解决社会医疗资源弹性的问题。有些欧洲国家的政府已经在跟保险行业讨论这个问题。这一方案的启发来自火灾保险,一些欧美国家会在企财险、家财险保费中提取一个很小的比例作为消防基金,养护义务消防队伍,维护消防设施,实现防灾减损的目的,一旦发生火灾,消防人员的成本可以通过火灾保险保费的提取来解决。这个思路能否转移到应对流行病的社会保险当中,对于医疗资源的投入和养护是对于流行病带来的社会损失的有效减灾减损,而不仅仅是解决经济补偿和狭义的保险方式的风险转移,这能够拓宽我们的思路,真正参与到社会对流行病全方位的应对当中,我们认为这方面还是非常有启发意义的。